史部。载记类
△吴越春秋（汉赵晔）
阅赵哗《吴越春秋》。吾越人之著作，以长君此书为最古。长君在后汉《儒林传》，史称其从杜抚受《韩诗》，究竟其术，凡二十年。所著此书之外，尚有《诗细》及《历神渊》，蔡邕至会稽读《诗细》而善之，尝称《诗细》过于王充《论衡》。及还京师，传之学者，咸诵习焉。顾仲任《论衡》，为中郎所秘，今乃盛传，而《诗细》久亡，殊可惜也。此书则纪述疏舛，辞意芜僮，颇觉远逊《论衡》。其云越王无疆传子王尊，孙壬亲，始为楚所并，与《史记》言无疆以争伯为楚所灭者大异。长君越产，习于故老传说，东汉时周末纪载多有存者，必非无因之言。况其时《史记》已盛行，长君博学，岂未之见，而故为此异说，则必实有援据，校《史记》自为可信耳。
咸丰辛西（一八六一）正月初九日
△越绝书（汉袁康）
读《越绝书》，此书各丛书本皆壳乱讹脱，纷不可理。予尝欲合诸本及各古籍所引，校正此书，与《吴越春秋》又辑录谢承《后汉书》、虞预《会稽典录》合而刻之，以见越中史学渊源之古，困于资力，不能成就，而乡人又无好事者，越俗不好古，可一叹也。越绝字，近儒以为是越纽之误。案首篇外传本事，首发绝字之义，两云绝者绝也，谓句践内能自约，外能绝人，故不称越经书记，而称越绝。末篇叙外传记，又自比于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谓圣人殁而微言绝，圣文绝于彼，辩士绝于此，故题其文谓之越绝，其恬甚明，何得谓误？又自记其姓名为袁康，定其文辞者为邑人吴平，而袁字隐语乃曰以去为姓，得衣乃成；吴字隐语乃曰以口为姓，承之以天。康为建武时人，而以袁为袁，以吴为吴，已大缪六书之恬。足见程邈隶行以后，俗字纷纭，汉时已不可究诘。如以刘为卯金刀，以货泉为白水真人，至见之图谶，此许君《说文》所以不得不作也。
同治庚乍（一八七○）三月十一日
△九国志（宋路振辑）
阅路振《九国志》。九国以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东汉南汉闽楚为次，久已散夫，后人于他书掇拾成之，故吴事独盈三卷，而南唐仅有周本一传。太原刘氏，他书皆称北汉，此独称东汉。又称刘继元为英武帝，此出太原故臣之追谥，而欧薛史皆不载，路氏亦不著所以。朱竹诧《跋太原天龙寺千佛寺碑》云，碑称承钧为睿宗皇帝，继元为英武皇帝，皆史所未及。
同治丙寅（一八六六）七月十三日
△十国春秋（清吴任臣）
终日阅吴任臣（志伊）《十国春秋》。任臣号博洽，以欧阳《五代史》于十国世家甚略，乃仿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例，采取薛史《十国外纪》、《九国志》及马陆《南唐书》钱俨《吴越备史》等书，不下数十种，合为此编。其称帝者为本纪，称王者为世家，每国各自为书；有侵伐者书入寇。然《春秋》孔子之书，非后人所宜妄托，此固不必论。即论《春秋》，凡见侵伐者，皆据事直书，即楚狄亦不书入寇。今任臣为高氏作《荆南世家》，而书后唐为入寇。夫高氏武信文献两王，皆受后唐爵赏；武信身入朝庄宗，乃一旦背而之吴，则唐自宜声罪讨之。任臣以荆南既属于吴，而唐见伐，遂以讨叛为入寇，误矣。又诸国未自立时，皆李唐藩镇也，则凡封拜诏命，皆当书天子以见尊王之意；而任臣概书之为唐，是于《春秋》春王正月之义谬矣。此皆体例之未善者也。
咸丰丙辰（一八五六）三月二十日
夜阅《十国春秋》吴南唐前蜀三家。志伊采取极博，后之孜据家，多不能知其出处，然稍乏识断，其好用书法之谬，及主欧史误以南唐祖建王恪为吴王恪，予已于丙辰年日记中详论之。今略摘其小舛者。如杨渥追号为烈宗，而误作烈祖，不特《通鉴》诸书所载皆同；且使渥果号烈祖，南唐何以肯袭其号以尊先主？此必不然者也。后主分赐诸臣金，自首于曹彬者乃张洎，而误以为张秘。秘于后主始终不失臣节，安得有此？女冠耿先生，马令言其事郑文宝亲得之徐率更，率更则目都者，然但云元宗殂后不知所终而已，其摄去宋太后与道士酣饮之事，惟陆务观书载之，至为无稽，或存之附注亦可，而竟入正文。徐铉求见后主，遂以悔杀潘佑之言奏于太宗，此出宋人小说，盖诬善之辞。鼎臣虽负后主一死，而其拳拳旧君，自不容没。观所撰《吴王碑文》，婉而能直，亦是人所难能。且后主在宋，当时虽设禁防，而潘慎仪尚为记室，张洎犹时往匀索，何独鼎臣须请旨始见？吴氏亦直载之，不加孜驳，皆为失当。
同治壬申（一八七二）九月十八日
阅《十国春秋》。此书三过阅矣，丙辰读之尤细，甚薄其体裁之疏。至壬申复阅，始叹其博不可及也。光绪癸未（一八八三）三月十九日
阅《十国春秋》吴及南唐。志伊以杭人怀措大之见，内吴越为故国，颇右钱氏而薄南唐。凡各国春秋，于它国君皆直称姓名，惟遇吴越则称某王，已自乱其例。于南唐从《五代史记》之谬说，以烈祖为妄祖吴王恪，三代之名，皆有司伪譔，予已于咸丰丙辰日记中论之。至引刘恕《十国纪年》谓烈祖曾祖超祖志，乃与徐温之曾祖祖同名，知其皆附会。按旧新《五代史》、马陆《南唐书》皆不载徐温先世名，刘氏不知何所本？且其名果出伪撰，岂难别取二字，何必故同以自彰其缺。当日君臣其拙至此，岂情理所有，此不辩而明者矣。
三月二十三日
△蜀畴杌（宋张唐英）
张唐英《蜀杌》。五季之乱，而有孟昶时之锦城，真西方极乐国土矣。吴越号完实，而钱氏苛税敛民，武肃文穆父子，佳兵构怨，以视蜀中斗米三钱，城居者至不识稻麦苗，相去奚啻霄壤也。（按书眉有后记：孟蜀王处回为太子太傅，其家财敌内府三之一，号曰宝精。李吴为宰相，赀货巨万，妓妾数百，笑王恺石崇为穷俭乞儿。而考之诸书，二人皆以谨厚致位，无赫赫名，绝不见植贿剥下之迹，而皆致富如是，其时之繁盛可想。）
咸丰庚申（一八六○）十月初五日
△钓矶立谈
阅《约矶立谈》一卷。作者自称曰叟，不著姓名，盖南唐校书郎史虚白仲子某所作，略记南唐兴废事，每条下附论断，沉郁凄婉，倦倦故国之思。颂述烈祖元宗两朝美政，不遣余力，于烈祖开国规模，尤一往三复，深惜后人之不能慎守。又备言周师伐淮时残暴之状。其自序云，文惭子山之丽，兴哀则有之，吁可以怨已！夫南唐立国日浅，而人心思之，或以其风流文物所系，盖不仅然。当日朱三凶虐，薄海痛愤，冀幸唐祚之兴；而烈祖礼贤下士，优游生息，人望翕然，元宗后主恭仁继美，故中原丧乱，引首汉官威仪，诸镇连疏，请为内应。一旦青旗入洛，社稷邱墟，其时故老遗臣，犹未尽没，黍离之感，旷古为昭。乃欧阳公作《五代史》，列之伪国，固当日体制宜然，而以烈祖为伪托唐宗。温公《通鉴》至言烈祖受禅初，有劝祖郑王元懿者，后以太宗子吴王恪有曾孙岘为相，遂强冒之；自岘以下名，皆宋齐邱伪撰。顾不思盟津鲤鱼之歌，江南李树之摇，历历在人耳目。其时马令作《南唐书》，亦以为真。乃据钱俨污蠛偏词，笔之信史，其亦何所见而云然耳？且欧公先世，曾仕南唐，乃席五十载故国之恩，而忍斥之为盗，名之谓俘，论者谓不及陈寿识大体，信矣。予尝欲以后唐南唐直接天佑为正统，而斥梁晋汉周为伪国。盖梁与石晋之罪，固不必言，而刘氏立国不四年，郭氏篡窃，亦仅数载，是何天子？若南唐烈祖英武豁达，济以文治，真足继序太宗。《钓矶立谈》亦谓孝高皇帝总收权纲，维御群隽，当国匪解，敦守纯朴，虽汉之高光，不是过也。徒以地势不便，天付有限，远图之所就，仅以称霸，为深可惜云云。旨哉斯言，诚万世之公论也。史虚白初见烈祖，即劝其长驱中原，恢复旧业；后遂犊猿挂酒，徜徉庐山。将殁，属其子以元宗所赐酒一樯及藜杖，置于棺中，勿用祭车；祭亦不歆。后或因节序修奠，蒸纸缗于灵座，纸皆不化；用意焚之，火则自灭，遂不复祭。异哉，可与庚齐并传矣。叟之怀旧不忘，其殆有所受欤？予持南唐接统之议，盖以石敞瑭代唐之岁，即烈祖纂统之年，时代巧接，天若有意于其间，以为蜀汉东晋之比，乃苦无和者。近傅节子周季贶皆主予说，而节子且言，家藏有李盘《世史类编》一书，竟首发此议，以南唐定正统之案；古人实获我心，快哉！拟即借其书观之。
咸丰丙辰（一八五六）二月二十二日
（（按本日书眉有后记四则，第二则申前记“钱俨污蠛偏词”之说））
按薛文惠《五代史》称烈祖为永王后，欧史及陆放翁《南唐书》龙衮《江南录》皆称宪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孙，马令《南唐书》则又作吴王恪，释文莹《玉壶清话》亦作建王，是称吴王者，殆以唐藩王有两名恪者，而吴王名较著，遂致传讹，污蠛者乃附会如《通鉴》云云，其实南唐所尊者固建王也。
语出俨所著《吴越备史》，吴越与南唐世仇，故云尔。然欧公作《五代史钱王世家》，言鏐厚饮其民，权及鸡卵。后人谓欧公为河南推官时狎一妓，为钱文僖所持，故以此修怨，杨升庵至比之魏收。以此言之，尚得以其文章足配腐迁，而遂目之为信史乎？
又欧史之最疏舛者，《南唐世家》中载周世宗兵至淮，李升遣兵至泰州，尽杀杨氏之族。按烈祖殂于晋出帝元年癸卯（即天福八年。）周世宗二年丙辰，下诏亲征淮南，克清流关，入滁州，遂下扬州。唐元宗乃遣园苑使尹延范如泰州，迁吴让皇之族于润州。延范以道路艰难恐为变，乃尽杀其男子六十人还报。元宗怒，腰斩之，是时距烈祖之殂，已十四年矣。《玉壶清话》载烈祖临终属嗣君曰，畅氏孤儿婺女，侨寄殊乡，可津敛之，安于京口，无令失所；男女婚嫁，悉资官给。元宗禀遣戒，遗尹延范具舟车往泰般护，而延范尽杀之，元宗怒诛其族。是则杨氏之见灭，亦固非元宗意也。
陆务观《南唐书》，为烈祖元宗后宅作奉纪，固以正统予之。明末兴化李清著《南唐书合订》，复申陆说，以陆书为主，而参以马令及龙衮《江南近录》郑文宝《近事》诸书，以烈祖继统长安，最得体要，惜未见其书。李字映碧，即著《三垣笔记》者也。明季官大理寺丞。近儒海宁陈仲鱼先生（）撰《续唐书》，以同光接天复，以升元接清泰，其统始正，可为定论矣。